【一】
六十年后，当时代轮回过一甲子，当回忆起2018这个戏剧之年，当台历翻至“历史上的今天”，人们将会看到一个人与他的时代叙事。
热情澎湃的年青人会找到他们对抗不平世界的偶像，就像上世纪的叛逆青年将切·格瓦拉视为精神上的大哥。
白发苍苍的老者回忆过往岁月，会想起一个叫崔永元的赤子，保留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后的纯洁。
“宴兄，你这么纯洁，我总觉得像他妈的地下党”，在电影《秋喜》里，军统特务头目夏惠民对他的下属宴海清说：“纯洁？谁他妈没纯洁过……”
他说的没有错。作为昔日的黄埔军校同学，电影里两个暗战的主角，无论是曾经想要惠及天下的夏惠民，还是胸怀河清海晏之志的宴海清，他们都曾有建设新世界的洁白理想。
谁知道一往无前走下去，却发现人生之路往往身不由己。
夏惠民感叹着他这样的一条人中之龙，也即将随着数百万落魄大军登上舰船，屈身盘亘到那个拥挤不堪的海岛上。
宴海清一定不会料到他为之奋斗牺牲的新世界，数十年后，有多少战友后辈开赴入权力迷香的丛林，在那里沉沦。
诗里说：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可惜偏偏人生多歧路，年青时的凌云壮志，曾经的热血年华，走着走着，说不定最后就真的白云苍狗，成了一地烂泥。
想象更早时候，那个仗剑刺杀清廷摄政王的汪兆铭，那个吟唱着“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民国奇男子，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人人唾弃、个个得而诛之的汪精卫了呢？
从一条革命道路出发，以对抗腐朽世界之姿开始，最后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个叛国的汪伪。
这当然是一个人命运的歧路。但根本原因，是作为一个种群里的普通个体、一个组织中的普遍多数，想要保持最初的那个纯洁信念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较之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不妥协，审时度势的妥协毕竟要舒服得多。
时间总会钝化人的热情，多少热血沸腾最后都不可避免地沦为拼命防守？
那些世界上曾经使你义愤填膺的不平等，那些人、事、社会、文化、制度中的病毒与痼疾，你会终于对它们不再敏感，然后逐渐麻木、习以为常，最后终于与之共舞、以之为荣。
不是吗？现实世界既是这般模样，念及利弊得失，又何必跟它过不去呢？妥协、认命、以舍换得、八面玲珑不是惜身处世的最好办法吗？
于是轮回了一圈，熟悉的东西又回来了。
在人类这种生物的进化史上，历来如此：只有在反复轮回无数次之后，人类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们把这一小步叫做革命。
可即使是再深、再激烈的革命，回头一看，也还是地表运动。巍巍群山难移，滔滔大河难变。谁能说得清是环境改变了人，还是人让环境难以改变？是文化塑造了人，还是人凝固了文化？
沧海变为桑田？哪有那么容易。它不但需要锲而不舍的笨拙，需要永不止步的自我革新，需要一直沸腾的、敢于挑战权势的炽热青春，还需要长久长久的时间。
两百年远远不够。
不幸的是，对于整个群体的短期存在来说，有一个法则是这样的：凡是你改变不了的，都会使你陷落。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次次地拒绝陷落的崔永元，才是2018年最可贵的印迹。
尤其是当他的同类——这个时代的人文精英阶层普遍苟且，普遍热衷于依附权力、献媚资本、贩卖自己的时候。
【二】
有三个名气颇大的人文精英的故事，几乎就隐喻了时代的扭曲与悲哀。
考虑到“李不太白”公号一贯的大历史视角，一般个体在大历史下并无实际意义，因此读者就不必徒然猜测他们是谁了。同样也希望作为时空里渺若尘埃的三位被指代物不必为此介怀。
第一位不必介怀的，是某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赵某。早年间，某地产商内部讨论请人做沙龙论坛，请谁呢？有人提议说赵某很热火。这时候那个地产老板一脸鄙夷地说：“赵某？这人都是个老小姐了，行内都臭了，找他不是自跌身价吗？”然后现场是一片会心的哈哈大笑声。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人用“老小姐”来称呼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曾几何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但毕竟还不丢骨气，不料而今竟沦落为商人鄙夷的玩物。
谁能知道一两百年的孩子们又会如何鄙夷这几届的那些人文精英呢？
第二位不必介怀的，是某大学讲孔子的教授于某。这位高人有一次到西北某省会城市演讲，到了预定时间却迟迟不肯露面，急得主办方满头大汗。细问之下，这位儒学高人才说在20万演讲费之外，双脚迈出酒店大门还得额外给一份“门槛钱”。等到主办方火急火燎地满足其要求后，距离预定演讲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就这样，为了一万多元小费，总共一个小时时间不到的演讲，竟然荒谬地让现场700多位满怀景仰心情的、翘首以盼的学生们白白干耗了半个多小时。
因为这位高人声名在外，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第一、首先是这件事中的正常行为：不论演讲时间多长、收费多少都是没有任何疑议的，双方协议约好就行。第二、然后是有问题的地方：违约临时提出额外增加费用。但这个行为在我们这个缺乏契约传统的社会里也还可以看作不算是触及底线。第三、真正严重的，是这位高人以现场700多人听众的时间为“人质”，要挟举办方拿钱“赎人”，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与绑匪行径是一样的。
一个传授儒家高义的知名教授，居然以儒学之名亲身示范绑匪行径吗？遥想民国年间，蒋介石曾以儒家道德号召党政军各界，然而高高挂在墙上的“礼义廉耻”最终只是民国沉没的背景板；今天，当儒学的社会实践又言行背离到如此地步时，不但使我再一次深深地怀疑这等被污染过的伪儒学究竟还要欺世盗名到何时，同时也令我对今日人文精英们荒芜的、言行二元分裂的精神世界感到莫名惊慌。
明、清、民国的精英们嘴上一套儒家大义、实际一套行为模式，终致社会败坏的教训殷鉴不远，假如今天的人文精英们再这般聪明地会“接地气”、他们的心灵家园再不穷则思变，未来我国的子孙后代也一定必将面临更巨大的历史灾难。
须知“革命”所能改变的只是一时风俗、制度、物质与社会的运行方式；真正造就一个社会普遍行为习惯的，还是该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悠久思想。是思想导致了行为，行为导致了结果，结果导致了现状，而现状左右人们的进化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历史的逻辑里，思想家的责任远比政治家、企业家更为重大的原因所在。
一个社会一旦连它的思想家、人文精英群体都衰败了，那么它们造成的颠覆性的巨大灾难将远远比权势阶层任何形式的物质腐败都更为致命，并且也更为长期。
相反，只要一个社会的思想与知识精英群体不甘沉沦，那么就算有一天浩劫来临，之后也能一样在废墟上立地新生。
所以要提一下第三位。
第三位不必介怀的许某，我不知道他算是一个知识精英还是商人？如果是做生意，那其实也没问题，服务嘛！但看架势是在普及人文精神。当时有个朋友跟我说起他的节目很火，我就搜索网页看了一下，刚好看到他点头哈腰的伺候冯小刚，而冯小刚一副老爷模样，仰着头打着酒嗝说他妈的昨晚喝得太多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喝酒如何不上头。
我就关了网页。一个梨园资本家就让你蹲下身子仰头看、哆嗦成那个样子？精神上都站不起来，连起码平等的骨气、独立的人格都没有，还能人文到哪里去呢？
什么是人文？人，即万物之灵；文，即纹。得天地灵犀的人创造出来、记录下来的“纹”——文化之中值得传之于子孙后代的东西，才叫人文。它首先是来自于内心世界进化出来的万物与我平等的尊严、悲天悯人的胸襟、独立于世的人格，来自于思想上无畏的自由探索，来自于对现实客观存在的质疑与反思。
而非徒为花纹、斑纹、装饰品。
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群知识分子噩梦醒来，尚有一种精神上的使命感，尚能追问“世界何以如此、未来究竟如何”的大思考、大问题。谁知今日时髦的学问家竟然落地做成了一门生意。
这主要不是他们个体的悲剧。
而是我们集体的悲剧。
但中国曾经不是如此。
【三】
在这片土地上，是有过清白之年的。
那是先秦的时候，人们的精神普遍坦荡，品格普遍清澈。
先秦的中国人，是有一种心灵上的丰足与骄傲的。在那个华夏的精神源头，平常生活里，人们最看重的是生而为人的尊严，独立与平等；等到危急猝然而来时，他们就用普遍的刚烈、侠武、轻生重义、恩怨分明去面对生命里的慷慨悲歌。
他们没有后来的狡猾、虚伪与苟且。
你只要看史书里记录的先秦人物，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以怎样的品格去面对人生的种种课题的了。
不要说管仲、鲍叔牙的知己知人、信义两全的家国友谊，不要说宁愿吃败仗也要遵守战争礼节的宋襄公，也不要说一诺必行、来去分明的乐毅，“弃小义、雪大耻”伍子胥等这些贵族大丈夫了……就是像赵氏孤儿里那样壮烈的公孙杵臼、隐忍的程婴，魏公子门客里的隐士侯嬴、屠夫朱亥，刺客里恩怨分明的豫让、刚烈的聂政与聂荣姐弟等等那些风尘儿女，也都活得是那样的伟岸，高洁，冠绝风华。
那时的中国人，精神抖擞地来到世上，然后又精神抖擞地离开，仿佛不懂得世界上竟然还有聪明、机巧、拐弯抹角、背信弃义、偷奸耍滑那样的宵小事理。
不妨再看看这本劳动人民与贵族齐聚一块儿的先秦《诗经》，你随便翻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到处洋溢着的自然、奔放、纯粹的人格天性。
风，雅，颂，谈美都是那样热烈与质朴，落到行为上又一律流淌着那样的自由不羁。《诗经》有三分之二篇幅歌唱男女情爱，那些歌唱里，都是从心中自然地流淌出来，比如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胡能有定？宁不我顾”（日月的光辉洒落大地上，你什么时候能有个准信想起我？）、“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大雁的歌声中，天已亮了，要是等到河水结冰了，别想再娶我）、“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不爱说话的美丽姑娘啊，躲到城角等我。找你又找不到，急得我团团转）、“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见到了他，心里怎么能不高兴呢？）…
你看这些歌声里，那种人精神之中的清澈与明亮，真的就如同那高天的飞鸟、山谷里烂漫的花，绚烂多姿，无遮无暇，可与日月大地齐美。
先秦的这些人、事、歌声，哪有后来宋明理学驯化下的、表面上“满大街都是圣人”，好像大家都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教父，实际上却多是言行二元人格分裂、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表演家呢？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那时的中国人像是另外一个物种。
他们生于天地之间，正如雪莲生于高山，一朵朵洁身自好，迎寒独立；如春天里萌生的万物，当东风吹过，满树花放，热烈而清明；又如盛夏里潺潺流过溪涧、冲峰直下的壮阔瀑布……而当他们凋谢时，又像是萧索季节里的白杨，寂然无声。
多么令人景仰不已的祖先啊。
只可惜他们的后代在历史的一次次家国浩劫里、灭绝人性的异族屠戮中，人性逐渐变得浑浊了，懦弱了，苟且了，成了另一种中国人。
【四】
这大概就是生物适应环境的需要、进化里的适者生存的道理吧。
秦汉之后的人生哲学，逐渐一步步走向了崇尚阴谋、狡诈与投机，崇尚胜利就是一切、无底线的流氓哲学，崇尚好死不如赖活着。
文化上，董仲舒以政治投机迎合、卖宠于汉武帝的威权，用掺和入五行的神棍内容，搞出了违背孟子、荀子精神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大一统的政治儒学，遗祸于千年百代。
行为上，关闭了蓬勃开放、兼容并包的先秦政治胸襟，消弭了诸子百家那种与诸侯各国的统治阶层平等对话的独立人格，放弃了那种“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坦荡与尊严，专事犬马之能，自甘仆从在权势的威福之下，甚至以之为荣。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战争剧中总是“汉奸”一角被演得最出彩的原因所在吧？须知千百年驯养下来，对于如何向权势者献媚，人们骨子里早已精于此道，信手拈来。
甚至有人总结出了一本《厚黑学》。
正因为知识分子放弃了独立人格，所以他们自身也就变得形同一种消费品，仅仅是予取予舍的一类器物而已。
在这种悠久的历史人生哲学惯性下，自秦汉、尤其是唐宋之后，能用的知识精英多数成了共食的御用文人；不能用的，就成了妖言惑众、心怀不轨的反动权威。
及至秦代“焚书坑儒”、明、清两朝的“文字狱”等文化迫害事件的不断发生，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局面被沉淀出来了。
那就是中华文化不但完全失去了先秦那种自由开放的思想辩论精神，更摧毁了再次萌芽新的、原生的哲学思想的肥沃土壤——这就是为什么先秦之后的中国再无开创性的哲学家出现的原因所在。
其影响之深远，甚至可延伸到文革前后扩大化的“反右”运动。为什么新社会居然还会对全国响应号召提建议的知识分子做得出“引蛇出洞”那样公然违背信约的事情来呢？这并非仅仅是阶级斗争学说所能解释的。后来我读到了大历史的逻辑，才知道这其实包含在历史的巨大惯性中。并非一两人或某个领导集体之故。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民国也好、新中国也好，它们相对于两千多年来习惯思想“大一统”的中央帝国传统来说，都还太年轻，是不可能一下子从历史的巨大阴影中走出的。
在长长的时间里结下的因果，终究还是需要用长长的时间去消解的。
但无论如何，以“独尊儒学”为代表的文化大一统、文化迫害、文化自残，对于中华思想本可以自我演进与迭代更新的土壤、对于社会知识精英精神上的重挫与摧残，都造成了不可逆的致命内伤。
要知道，中华文明的源头本来是非常具有雍容大气、尊彼重此、互补短长的自由辩论精神的。
不说春秋，即使是到了战国时期，我们的社会土壤中仍然诞生了像《庄子》那样不羁想象、汪洋恣肆的哲学思想来；仍然有田齐“稷下学院”那样数代人常年思想自由辩论、各取短长、相互融入的国家官办平台，吸引了诸如像孟子、邹子、淳于髡、田骈、环渊（老子高徒）、鲁连子、慎子、申子、荀子、尹文子等那样的千余百位思想大家在一起碰撞切磋，相互争鸣，蔚蔚然成一时大观。
可是自秦汉以后，中华文化的异议就消失了，声音统一了，思想禁锢了……眼顺、耳顺之下，不要说有新事物开花结果了，连萌芽都没有！而王朝也在五感封闭中一日日沉沦，直到有一天被洋人的新文明打醒，才惊觉被世界抛下了太远。
而当秦汉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辨精神一再被武力杀戮、被权力驯服，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输出的文化日渐那样萎靡与苟且了。其影响之下，便是大众行为的日渐奴化与投机化。
另一方面，当封建统治思想与社会精神中不再具有那种雍容的涵养、包容不同的广阔气度后，现实世界便会一味向着极权独尊的、视野自闭的、惟功利是图的路子上走，于是言行背离的二元人格由此应运而生、并不断加深，人心的愚昧因此得以浮现并不断自我催眠与固化，而社会的戾气也就不断丛生、漫延、扩散。
即便就算是到了今天，低头一看，居然也有着连司马懿这类货色都可以成为偶像的荒诞价值审美。这不是神经病吗？司马懿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魔鬼撒旦，代表着口蜜腹剑的阴谋诡计，代表着背信弃义，代表着人面兽心的偷窃。就是这样一个品格低劣的人，前一阶段也随着司马懿《大军师》的热播，上了热搜排行榜，令一众无知无畏的男女就像哈士奇一样津津乐道。
内分泌紊乱犹可调，精神错乱不可治。
如果这种狡黠的价值都能流行，我就不知道那些假疫苗、计价排名的搜索、莆田系医院、虐待孩子的幼儿园、40天催长熟家禽、江浙沪80%儿童体内存有兽用抗生素（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监测）等事情到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它们不是同一类型的理论与实践吗？正是文化信仰上的自残与沉沦，才导致现实社会里无力消弭很多资本与企业无底线下作的本能冲动。
这样一种是非不分的价值观，很典型地反映出了人文精英们精神世界的荒芜与虚幻。我们有多少文学作品输出的不是一种随行就市的、没有探索的、没信仰的玩意呢？它对应的恰恰正是社会中那些习惯匍匐于权势脚下的陈旧痼疾、以及对不问青红皂白成功的“务实”歌颂。
我们看起来文化资源丰富，有很多的思想价值，课本上教育学生也是一套一套的。可是实际上一旦真正落地到生活实践里，除了不分是非、不择手段的“成功学”之外，能生根开花的还有多少呢？
为什么年轻人感叹“听了无数的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因为那些东西基本都是一时一利的燕雀乱舞，是背离先秦那种思想自由探索源头的瞎哼哼。
是世无大道，才使小理横行。
在社会流行的接地气里，及时“变现”成了共识，一切事物的价值似乎都在于它是否可以交易：权势可以交易，尊严可以交易，身体可以交易，人格可以交易，公民隐私可以交易，思想可以交易，真假可以交易，新闻可以交易……于是我们就看见了，只要有需要，只要代价合适，随时为利益交易任何可以交易的东西。
包括灵魂。
这个时候，社会躯体不出大问题才怪。
【五】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现世相：胜利即真理，捞钱即本事。
所以你就会看到，在经历过无数的平常日子后，还有多少人能够忠于来时的初衷？在多少次推盘换盏之后，还有多少人能够存有那年篝火会、毕业夜时的勇气？在多少回人前满脸堆欢时辰，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当初背起行囊、南下北上时的豪情？在多少个人群散尽的深夜时分，还有多少人能兑现曾经要改变不平世界的誓言?
对大部分人来说，很难了。
所以崔永元很难得。
当时间荡尽了人文精英们的棱角之后，很多人不得不落到人间尘埃里，带上面具，放下自我，周旋于各色人脉之间，努力成为世俗社会里夸耀的那个“成功者”。
而崔永元没有。
当崔永元的行为成为一个重磅新闻时，其实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场巨大悲剧——因为他仅仅只是以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本分活在当下而已，学问未必多高，却始终言行一致，拒绝人格二元分裂的活法。
尽管他的众多同类都在二元分裂中游刃有余，尽管他有时也会自我怀疑，这样自问：“我怎么就把一手好牌，打成这个局面呢？”但他仍然选择了说不。
这不是个好笑的比喻。从社会成功学的角度打量，小崔真的拥有一手好牌：最收受欢迎的央视主持人、最受瞩目的春晚明星、家喻户晓而又备受社会尊敬的名人、品牌性格独特的大学教授……看看，他得拥有多少人费尽心思而不可得的人脉啊？他可以去挖掘的资源又是多么丰富啊？
没道理不左右逢源啊！就像相声里说的：就算哥们想低调，可是实力它不允许啊。
然而小崔却自己亲手将一手王炸、四个2打成了吃瘪。
这样不聪明、不务实、不懂得经营人生的家伙，他不抑郁谁抑郁呢？
【六】
冯、刘二人其实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本身也只是大历史时代下的那一类人文知识精英中的两个人而已：懂得如何聪明地进化、适应环境。
但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案例说一下。
刘震云写过《我不是潘金莲》、《温故一九四二》，冯小刚拍过《天下无贼》、《集结号》，里面有的是对于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的反思、对于人性与个人尊严的探索。
但是，他们自己仍然是二元分裂的。
给实诚朋友崔永元下套，套了他的话去拍《手机》，然后把小崔卖了，隐喻崔永元又与他的实际不符，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小崔抑郁了，你片子卖大发了，却一声道歉都没有，这是什么呢？这是背后插兄弟两肋一刀，糟践义气。
冯小刚的价值观，大概体现在以他为主角的电影《老炮儿》里。这个片子主要宣扬的就是一个叫“义气”的东西。被宣扬了千年的“义气”是否值得现代社会敲锣打鼓地迎接呢？在“李不太白”公号过往文章中，对此已有过分析，它实在是我们文化中被理解歪掉的、需要摒弃的伪儒学。这个不必谈了。姑且认为它就是人生真理吧——好了，现在假如你把某个东西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去标榜，拍成了自传体一样的电影，那你在实际生活里肯定是照着这个态度去做人行事，讲义气的不是吗？
但是你们没有。
如果说拍了《手机》而不道歉是对你们的朋友崔永元不仗义，那么拍《手机2》而不取得崔永元的谅解就是不仗义乘以2。
一个导了大半生戏的人、一个当代中国的成功作家，却是对自己倡导的人生价值观的背叛，其实并不是冯与刘两个人的错。
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人文精英群体“精神世界”普遍荒芜而二元分裂的缩影。
这种荒芜与分裂，我在很多名人身上都看见了：功成名就之后，精神却无处安放。有的开始匍匐在神棍“大师”脚下，有的投身于鬼怪通灵的烟雾缭绕中，有的干脆完全纵身到物质化中寻找虚无的归宿。
但是他们找到了什么了吗？不可能。
因为他们要找的那个东西早已物是人非，他们又如何能刻舟求剑呢？
当年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说“娘希匹，文化要是亡了那就真的就全亡了”，其实由于他受时代局限，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秦汉以来的伪儒学文化不在烈火中重新涅槃，那么国虽不亡，也难以用这种伪儒学思想建立一个现代社会的国家，更不要说与其他现代文明竞争了。
当西方文明以清教徒的精神呼啸而至，我们拿什么去列阵匹敌？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还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或者王阳明的“心外无物”？
汉儒“天人合一”的大一统哲学在东汉末因为太阳黑子频繁、天灾频异而无法自圆其说破产；等到两宋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及明代王阳明合力研发出理学心学，世人称之为“新儒学”，可是它随后在明代极其糟糕的临床实践，大明王朝整个社会的遍地阴郁与生死两难的窘迫境地（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充分说明了这种儒学文化自秦汉以来的致命缺陷。
不论美国人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结论是否成立，未来中国都不可避免要以自己的文明根底直面西方文明的挑战。而由我们人文精英群体面貌折射出的背后荒芜与人格分裂而言，我们拿什么去保证整个民族将来不会再次受制于人？
更不必说现实层面，历经“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在无数个臭老九委顿于批斗场上之后，中国真正的文人精神几乎绝种、进而导致文痞遍地了。
当美国人拍出了很多类似《荒野猎人》、《星河护卫队》那样追问人类意志极限、探索未知宇宙精神的文化衍生品时，我们就是以《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类东西去押宝未来可能的文明冲突吗？
其实，这些年来泛滥的宫廷剧、离谱意淫的抗日神剧、青年男子审美的伪娘化，又何尝不是在知识精英群体这种荒芜与苟且精神的产物？在血与火的硝烟里，男女主角画着白白净净的妆容，穿着整洁的服饰，说着文艺矫情的对白，演着一眼看穿的浅薄剧情，这种流行情形不但是对战争中牺牲的先人的侮辱，也在进一步苟且化、透支我们未来的社会意志。
人文思想的现实如此，又将如何处之？
溯源先秦诸子的思想源头，我们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回到那个早已消逝的时代。但却可以诸子明月光般纯洁的先秦诸子哲学、祖先们的清澈品格为今日根基，投身于向现代社会转型实践的熊熊烈火的大熔炉之中，吸纳并融合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涅槃新生，迎接那茫茫不可知的未来。
否则，我真不知道这样建立起来的物质现代化的社会，它的未来在哪里？
其实每个人心里并非不明白，吹嘘再多的高名大义，也抵不过尘埃里真正有信仰、有精神的身体力行，言行一致。
因为即使是再精巧的台前化妆表演，也敌不过幕后的凌厉现实。
这种时候，崔永元多少还让人看到了先秦中国人的样子。
【七】
这样的样子，近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曾经也是有的。
文革中，造反派以十万人批斗丰子恺，羞辱倍至，但他回家即饮酒，毫不在意。不久之后，听闻老舍投湖，丰子恺淡然地说：“死则死矣”。等到又听闻马一浮罹难，他又说：“何不早死一年？”听到这话的人们都以为丰子恺人情冷漠。可是他们却并不知道丰子恺曾这样说过：“这世界上，有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譬如狐狸；有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譬如牛；有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譬如人。”
这其实就是崔永元在《一声长叹一声雷》中说的：“不能退”。
通俗一点儿，也可以就是威虎山上的老八点赞杨子荣的话：“九爷尿性”。
身处这个历史阶段，其他人便罢了，但假如你真觉得自己是个中国知识分子，有着祖先的气质，那么当你无法和这个真实的世界握手言和时，你确实就得保持一种尿性，至少得在某一方面。
不能退，是尿性。
有时候，退，也是尿性。
当你不愿意违心做某些事、不愿低头对某些人、不愿背负内心对自己的瞧不起，那你就得宁愿蒙受损失也选择退出某些圈子，割断某些关系，拒绝跟某些人妥协。
其余的，管他娘。
因为你迟早将会发现，即使你成功跻身在全世界的车喧马闹中，最终你的内心还是渴望归于一块自己仰慕的山上——那就是你的精神家园。
而正是精神家园的荒芜化，成为古老又年轻的中国前进路上不得不承受的沉重代价。
当《秋喜》里夏、宴言及的“纯洁”这个词在2018年都无法说清它到底是贬义还是褒义时，我相信崔永元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悲剧；而我同时也相信，很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悲剧里的配角。
两百年后，当阳光照耀我们子孙后代的精神家园时，他们将会比他们的祖先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他们生活的时代，将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中华文化也在烈火中涅槃后、终于实现了第五个现代——“人的现代化”的全新时代。
他们那时的中国，将会在社会心灵上、人的精神上，成为深受地球家园中各种肤色人们倾心爱慕的、诚挚学习的、温暖而强大的更新中国。
愿他们将来：家祭无忘告乃翁。
最后说明一下：
1.我知道本文会导致一些人不舒服，会冲淡了一些人的骄傲，会引来少许狭隘者的谩骂与文革思维的高帽。没有关系的，我不介意。我尊重你们历史惯性下的所有情感，但我们活在不同觉知中。这就让我对你们保持沉默。
2.我之所以写，主要不是写给你们看的。我主要是写给那些有思考能力、想象能力的朋友以及子孙后代们看的。
3.一切成就都随昨天而去，而中国不能停止自我革新与进步。后人会建设出一个精神清澈而抖擞的、真正值得骄傲的东方家园，对此我深信不疑。
作者公众号：李不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