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退休高官越来越敢讲话。
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透露:中国的“政府收入”在非福利国家中是偏高的;而老百姓和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也高居世界第五位。
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则通过大量数字,表达了对最近若干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忧虑。
有的退休高官是在“两会”上“放炮”,因为他们具有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身份。有的是在一些高层次学术论坛上说真话,他们作为当年“实际操盘人”,知道大量秘而未宣的数据,一经披露,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原中组部长张全景
2006年11月,已经退下来的张全景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了“官多为患”的现象。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
在2012年“两会”上,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他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原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
曾担任过证监会副主席,现任申银万国董事长的李剑阁,2014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向与会的代表和记者揭穿了中国股市的一个秘密:厕所与股价异常波动的关系。他说,不少上市公司在召开董事会,讨论重大事项的时候,常常会有监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不请而至,要求旁听会议。旁听的人,常常比公司董事还多。由于这些人掌握实权,可以决定上市公司命运,所以企业无法拒绝。在会上得知重要内幕信息后,不等会议结束,就有人争着上厕所,然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开始波动。
原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
2013年12月,原证监会副主席,中投公司副董事长高西庆在三亚财经论坛上说:“我到证监会不久,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我们在开会时,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应该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诉我,不能这样说,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我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高西庆的话,透露一个大秘密:所谓行政审批,很多时候压根就不是为了管理好市场,而是为了官员寻租。
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2014年4月1日,深圳举行第二次前海合作区咨询委员会会议,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会上表示,领导层长期压制深圳金融市场,深交所就是案例。他的原话是:“更不要说上面长期对深圳的金融市场还是有一种压制,这是明摆着的。我实事求是地讲。不然的话,深圳交易所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这一讲话,将深圳自1997年以来面临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也就是说在发展问题上,深圳要“克己复礼”,让着香港、上海,甚至还要让着北京。
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
他2006年在一次演讲中,披露了大量让人吃惊的数据: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位,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
——《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
2014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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