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权谋的社会不是好社会

□策划人语

权谋这个词，最早见于《荀子·王霸》：“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这里的“权”字之取义不是“权力”或“权利”之权，而是“权衡”之权，意思就是估量、算计得失轻重。权谋有一个背信忘义的性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手段”最要紧的地方是必须隐晦，让人在事前看不出来，事后想不明白，留下来的疑惑令当局之人以及旁观之人甚至后世之人都争议不休。

一个社会如果热衷权谋，那么有些“非常之事”将成为必然之事、寻常之事——“人治”高于“法治”，“上意”覆盖“原则”，“机巧”取代“规则”，“人言”胜过“公理”，“面子”替代“尊严”，“潜规则”压倒“显规则”，“驯服”胜过“才干”，“术”横行，而“道”不存。这样一个社会，是我们想要的吗？

因此，我们说，热衷权谋的社会不是好社会。


文/黄菲

躲不开的“权谋”

“权谋”这个词，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

我们的生活里，弥漫着“权谋”的气息。

打开电视，我们看见“权谋”——

看看现在最热门的电视剧吧，无论哪个题材，“权谋”都是看点。

从前些年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万人空巷，到近几年《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的跟风热播，反映宫廷权谋斗争的电视剧，一热再热。一个圈套连接着一个圈套，一招计谋通向另一招计谋，倾轧、斗争、篡夺、猜忌、弹劾、笼络等种种权谋手段一一展现。

除了上述这些有一点点历史证据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外，更离奇的是，一大批演绎宫廷“秘史”的电视剧也纷纷出笼，以皇帝治吏、后妃争宠、大臣谋变等争权夺利为主线，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无一不在宣扬着权谋，那些“明君”“贤臣”“宠妃”，个个都是工于心计、娴于权谋的高手，天下大势任凭其纵横捭阖，政局变幻更由其翻云覆雨。

近年的后宫戏更是掀起了权谋的高峰。从前几年大热的《金枝欲孽》到这两年红透荧屏的《甄·传》，无不是打着爱情的幌子，说的却都是“权谋”的路子，观众们的关注点，也不在于爱情，而是试图从残酷宫廷的尔虞我诈中学习所谓世俗谋术、生存法则。

谍战戏就更不必说了，虽然无一不在谈“信仰”，但最后成为话题的都是“权谋”。《潜伏》热播后，在网络上数以万计的热帖讨论中，人们集中谈论的，竟渐至归为一个主题：“办公室政治”。而这个“政治”的核心，竟是“厚黑”之学，权谋之术。一些网民根据《潜伏》的剧情，总结出了一套颇为详尽的所谓“职场攻略”，如“领导策略”条目中，即有“巧设矛盾”“打温情牌”“信任有度”；“部下策略”中，有“找准后台”“认准局势”；“处世态度”中，有“圈子效应”“学会装傻”等等。

打开书本，我们也看见“权谋”——

看2012年的畅销书统计，有关权谋术数的书赫然成为主流。这几年来，无论是《中国式管理》《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还是《管理的中国味道》等等，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畅销书，莫不表现出对于权谋文化的顶礼膜拜。在机场候机厅，你一定会看到这样的书——《女人不狠，地位不稳》《男人不狠，万事难成》《谋略高手是这样炼成的》《玩的就是心计》《教你学点心计》《我不是教你学心计》《厚黑学活学活用》《帝王术》《厚黑学谋略大全》《我不是教你诈：聪明女人36计》《办公室厚黑心计》……

网络当然不甘落后，“新官场三十六计”“办公室政治”一类的兜售诡计的网络帖子常常被置顶，点击率居高不下。

官场自不待说，是权谋的盛大舞台。官场是很多人的投机市场，也是很多人的权谋竞技场，以权术发迹的现象依然存在。若不懂点权谋之术，在官场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为即便一个看似最正常不过的领导签字，都有很深的“学问”。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就曾曝光过领导签字的潜规则：横着签字暗示可以拖着不办，竖着签字则暗示要一办到底；“同意”之后的句号若是实心，暗示事情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同意”之后的句号若是空心，那事情则是百分之百办不成。在跑官要官之风盛行的地方，《官经》，官场小说，各类宣扬权谋的书籍是很多官员的必读书。

商场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据某业内高层人士说，老板们都不去读MBA案例了，直接就读官场小说。因为大家都觉得权力是门生意，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十亿的生意。老板们80%的时间用来搞关系，20%时间搞产品。不少企业家，根本就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操作理念，而是崇拜权谋文化与权谋商业上的纵横捭阖与鸡鸣狗盗的操作技术。

职场有没有权谋？光看职场小说卖得有多火就知道了，光看各种庸俗的所谓“做人”学有多流行就知道了。大量的什么办公室兵法，什么老板兵法，什么职场兵法，什么成功学，在很多所谓的做人术中，教读者的，无非是如何学会世故，学会狡猾，以获得个人最大利益。

甚至本该温情脉脉的婚姻，也被权谋的阴影笼罩。屡见不鲜的离婚拉锯战中，“精英”们为婚姻赎身，无所不用其极。伤心的女人祈求律师能抛出锦囊，而律师们则以洞悉世事的口吻教导姑娘们，买房时脸皮厚点儿，心眼多点儿，想办法把名字写在房产证上，这才是王道。但是，抢在婚姻这家合资公司散伙前，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精细地算计有朝一日劳燕分飞时，房子、车子、票子、孩子该如何瓜分，如果婚姻也需要这么多心计和“谋略”，结婚还是一件美好的事吗？

放眼望去，权谋已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甚至日常生活之中，深深烙入国人性格深处。君不见，就连两三岁的小孩也早早就学会了心眼，爸爸在身边说爸爸好，妈妈在身边说妈妈好，父母都在身边说爸妈都好。

权谋的来路

运用权谋是有“与生俱来”的倾向的，也就是说权谋是人或高级动物的一种基本需要（基本动机）。心理学研究证实人有三种最基本的动机：成就动机、交往或归属动机、权力动机。权力动机与权谋人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不能仅仅从道德品质这个层面来认识权谋，好像只有品质不好的人才善于耍弄权术。实际上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习得、模仿和强化达到高权谋水平。

权谋是与生俱来的，但权谋人格的形成是后天习得的。在人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进程中，在一个权谋文化“丰富”的环境中，极容易发生、发展权谋人格，极容易形成热衷权谋的风气。

诚如诸君所见，我们正好有着非常悠久、非常丰富的权谋文化。

中国古代的信仰，到忠孝为止。忠孝有着明确指向，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把领导伺候好、把爸妈伺候好。于是在俗世中，围绕着 “领导”和 “爸妈”，激发了人与人之间或倾轧或宽容等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价值见解，基本就是怎么把一个人伺候好的心态，眼光很容易局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上，如何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立足等等。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补的，公开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是法家的阴谋权术。韩非子说：亲戚妻子，可以作为人质；对于大臣可以“行饮食”——在食品中偷偷放毒。鬼谷子说：“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暗箱操作，愚蠢的人张扬外露；“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暗地里谋划，所以神乎其神；成功于阳光下，所以光明正大。“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予”——想张开反而要收敛，想高高在上反而要置身下层，想夺取反而要假装先给予。

中国哲学文化也处处表现了谋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家始祖鬻子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文子主张：“应时权变”，顺应时代，权谋变化。

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将历史上玩权谋的成功和失败的事例——汇于一书，成为权谋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一套权谋权术史。人们从中所受到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许多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诸如《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演义”，包括戏曲之类，亦是这种人格与文化的演绎。

我们一代代人就浸淫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从小背着“见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皮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样的句子长大。

我们还有着适合权谋生长的现实土壤。

权谋文化产生于封闭守旧的封建王朝，反映当时的政治关系、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观念，它与现代文明的大潮、民主法治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虽然封建专制体制早已寿终正寝，但封建体制下产生的权谋文化阴魂不散，还残留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仍然给了权谋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极便利的发展条件。

在人治社会中，权谋、权术和权诈必然大行其道。唯有当一个社会进化到没有巧取豪夺和不再需要使用权谋的时候，“权谋文化”才会彻底失去依托而走向消亡。而现在，显然还不是那样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人治”的色彩仍然很浓，法制环境仍然松散。我国虽然注重建立法制社会，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权谋是对法制的反动，法制严明则权谋失灵，法制松散则权谋得逞。人治大于法治，则必然导致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也必然导致重伦理家族、亲情礼法，而轻视程序规则，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潜规则比正式规则管用，“关系”比“实力”管用，本应该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刚性”的法律和制度也可“变通”和“打折扣”。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很多人主动或者被动地挣扎在权谋的漩涡中，不知不觉成为权谋的参与者、角力者、受害者，在人与人的相互倾轧、伤害、猜疑、利用中，消耗生命。如此情境下，权谋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视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存技能，成为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能否“成功”的评价标准。

别再热衷权谋

一个热衷权谋的社会，必然盛产野心家和政治小人，盛产专制和恶政，唯独不出产民主和法制，科学和文明。一个热衷权谋的社会，必将出现这样的局面：政治上无规则，无程序，无法治，暗箱操作，不择手段；社会上无真理，无正义，无道德，无信用可言；人们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内耗巨大，人人勾心斗角，以邻为壑，争权夺利，暗中使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整个社会在一种文化默契与共谋下，越来越走向混乱和无序，最终可能酿致社会崩溃。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都会被抑制，而不择手段、专权弄权贪权的厚黑风气则会得到助长。

诚然，不讲权谋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热衷权谋的社会肯定是个不好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即使只是奉劝大家不热衷权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操纵过权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块见不得阳光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为了这个社会更美更好更纯粹更干净，我们还是含羞奉劝大家不要热衷权谋。

从制度上来说，有论者认为热衷权谋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然而所谓“国民性”其实都是制度、环境以及文化的产物。有人说，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这样，大家都被逼一个个操练得“人情练达”“处事老练”，也就是工于权谋。这话虽然看似偏激，但反映出的现实令人忧虑。因此，只有完善法治，建立更加健全和科学的制度，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切身感受到制度的威慑力，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不能做的事情再绕弯子、找门路也是没有用的。唯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权谋才会失去它的魔力，权谋文化也才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慢慢萎缩、枯竭。

从文化上来说，当今宣扬“权谋文化”的影视剧和书籍的盛行是创作者历史观和现代文明观的一次偏离和迷失。权谋文化一旦成为一些文艺作品所宣扬的主要精神内涵，产生的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无法否认某些文艺作品制作精美、构思精巧，但从宣扬“权谋”的方向来看，的确让人“心惊胆战”。文艺作品对人们的价值取向、生活观念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带有人文价值和建设意义的作品，往往陶冶情操，使人向上。“文以载道”，无论是相对于剧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还是相对于影视本身的文艺作品属性，都担负着摈弃封建糟粕、建设现代文化的社会责任和人文道义。文艺工作者必须摈弃宣扬热衷权谋文化的思想和意识，自觉运用手中的创作权，创作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艺作品。

从我们每个人自身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要时刻注意学习怎样做一个现代公民。公民应该尊重和珍惜自己的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如果我们在权力面前盲目崇拜卑躬屈膝，不去身体力行地维护公平正义；如果我们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曲线救国”“找关系”而不是通过文明法治社会的正常路径解决；如果我们消极地对待社会公共事务，认为社会和自己没关系，不关切，不参与，只旁观，只抱怨，把话语权和决策权让给玩弄权谋者——那我们就会成为权谋的帮凶，就在为权谋的盛行推波助澜。“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弘扬和践行，“利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所在。

如果你是一名官员，请记住，在今日官场上，学会领导艺术与官场交际，并不等同于专事权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摒弃庸俗奸诈的政客作风，代之以清廉、勤奋的公仆作风，少搞权谋，多办实事，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本职工作上，为老百姓谋利益，才是官学正途。

如果你是一名管理者，请记住，做事离不开机谋，也需一定谋划，但这种谋划，不是生活的全部、不是立世的根柱，在必要之时采取必要的手段，无可厚非，但要知道权谋只是雕虫之技，而不是立身之本，永远要分清“道”与“术”的区别，“大谋不谋，大智不智”——最大的谋略是没有谋略，最大的智慧是运智于无形之中。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民众，请记住，权谋之术大多数情况下只适合争斗厮杀混乱年代，并不适合创造、协调、公平互利的现代社会。今日社会不需要你死我活，需要合作共赢。善良互利、诚信合作、厚德载物，才是现代社会的最高智慧。不脚踏实地，却处处想偷奸耍滑，绝非长久之计；过于依赖权谋，也许能得蝇头小利，但难成大器。人生苦短，我们必须活得更简单一点，更快乐一点，更光明一点，更坦荡一点——珍爱我们的人生年华，不要热衷权谋！

□背景·盘点

中国历史上的九大权谋术


“在我们的历史里横躺着我们未来的秘密。”对历史的梳理和解读不是为了消遣和娱乐，而是为了烛照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我们总结中国历史的九大权谋术，旨在以古为鉴，警示今朝，昭示未来。

阴阳之术

在权谋领域，阴阳之道讲的就是表和里的关系。从狭义上讲，权谋领域的阴阳之术就是“以表盖里”之术，以阳饰阴，用表面的阳隐藏本质的阴，用表面的现象迷惑对方、保护自己。

《三国演义》里谈到的刘备阴以谋曹操而阳以结之的故事，足以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阴阳之术。

曹操和刘备诛杀吕布之后，回到许昌见汉献帝，汉献帝认刘备当了皇叔。曹操下属劝曹操篡位以行“王霸”之事，曹操为了试探人心是否归附自己，于是设计进行围猎，想在围猎过程中观看动静。

在围猎中，曹操借天子的箭射死了猎物，人们误以为是天子所射，于是向帝高呼“万岁”。曹操纵马而出，挡在汉献帝面前接受人们的欢呼，关羽大怒，要上前斩曹操。刘备急忙示意不可。刘备欠身向曹操称贺道：“丞相神射，世所罕及。”回来之后，关羽问刘备，曹操如此猖狂其君罔上，怎么不让我杀了他？刘备说，怕一旦杀不成曹操，反而伤了天子，并且害了我们自己，“且宜秘之，不可轻言。”他告诫关羽，要秘密图之，不能轻易对别人说。

汉献帝写了个血诏藏在衣带里给了国舅董承，让他想办法除掉曹操。董承把刘备请来，让他入伙。刘备便在义状上签字画押，共同反曹，并说：“切宜缓缓施行，不可轻泄。”

刘备暗中和董承相约反曹，表面上却装出胸无大志的样子，学老百姓在园子里种菜。关羽和张飞也被刘备的阴阳之术迷惑了，责备他说：“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

曹操看到刘备种菜为乐，对他比较放心；但是，又深知刘备素来长于以柔克刚，就借青梅煮酒之际敲打刘备。刘备随机应变，没有露出马脚。之后，刘备恐怕事情泄露，就以截击袁术为由带着兵马逃了出去。刘备之所以能够“撞开铁笼逃虎豹，顿开金锁走蛟龙”，靠的正是他的阴阳之术。从“阴”来说，刘备签署了“衣带诏”，心中想的是杀曹操为民除害；从“阳”来看，刘备还与曹操青梅煮酒纵论英雄，将真实意图瞒了个结实。

虚实之术

所谓虚，就是没有；所谓实，就是有。需用实的时候就用实，该用虚的地方就用虚。掌握了虚实之术，就掌握了有无之道。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深谙虚实之术的人。曾国藩早年仕途得意，十年七迁，从七品迁为二品大员；后来，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办起了地方团练，并发展壮大为湘军，成为倍受清政府倚重的力量。同治三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失败。当时国家动荡，人心思乱，曾国藩手握重兵，若有异志，也是可以为之的。但是，曾国藩在手握重兵之际，选择了自剪羽翼、上疏自请撤军的道路。清政府奏准裁撤。

曾国藩靠部队以军功起家，功成名就之后，又主动上疏裁撤军队，从他这一发一收之中，可以看出是一个精通有无之道的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没有部队，就绝不可能在太平天国之战中脱颖而出，所以，曾国藩极力发展部队，利用“有”来谋求自己的进步，被清政府授以两江总都之职，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可谓一时间权倾内外；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通过上疏裁军，显示忠心，消解了清政府对他的猜疑和忌惮，赢得了慈禧对他的信任和进一步赏识。紧接着，清政府曾国藩为一等勇毅侯，使其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正是凭借着“无”，曾国藩才进一步实现了“有”。可以说，只有像曾国藩那样参透有无，熟练运用虚实之术的人，才能安然渡过盛名之下的后半生并得善终。

迂直之术

迂，就是迂回；直，就是径直。迂直之术，简单得说，就是要学会化直为迂，以迂为直。

“隆中对”的内涵正是“以迂为直”。

刘备三次拜访诸葛亮才见到他，就向他说：“汉朝的统治崩溃，董卓、曹操这些奸臣先后专权，皇帝蒙受风尘。我不敢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估计自己的力量能否胜人，而想要为天下人伸张正义。请您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诸葛亮回答：“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说，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剿平了袁绍、袁术，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占据很大优势。从刘备来说，如果想成就霸业，匡扶汉室，当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把曹操赶下台。但是，此办法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先自己稳住阵脚，不被消灭，才能够谈得上进一步发展壮大，才能够消灭对手。如果操之过急，不仅不能够消灭对手，反倒会被消灭。这就是“以迂为直”的办法。具体到刘备当时的情况和天下的具体形势，就是北让曹操之锋芒，东结孙权为助力，向西发展自己，趁势占据荆州和益州，发展壮大自己。等到自己发展壮大起来，有了实力跟曹操一决高下，实现剿除曹操、复兴汉室、成就霸业的目的了。

长短之术

在权谋之术中，长短之术强调的就是要用所长、固所短之意。具体来说，有扬长避短、固长补短和以长击短三种变化。

李世民在当皇帝之前，曾和哥哥即李渊长子李建成争天下。

李建成有着先天的优势：身为长子，继承皇位天经地义；李渊的四子齐王李元吉和宰相裴寂也支持他。李建成也有着先天不足：军功不如李世民大，名望不如李世民响亮，人才不如李世民多。李世民的强项在于手下人才济济，弱势在于被李建成抢了先机做了太子，局面上稍稍处于被动。

李建成和李世民各有长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李建成曾想暗中杀害李世民。暗杀不成，又利用身份之利，多次在李渊面前中伤李世民，同时广布眼线，买通李渊身边的近侍和嫔妃，为太子大唱赞歌，并极力诋毁秦王。李渊开始对李世民产生不满，把他身边的幕僚一一调走，以剪除羽翼。房玄龄和杜如晦都被迫罢官。

形势对李世民极其不利。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请房玄龄和杜如晦一起谋划对策。杜如晦建议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听从建议，派武将尉迟敬德在玄武门埋伏，袭杀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不久，李世民继承了皇位。

李世民多年从军打仗，手下谋臣勇士如云，这是他角逐天下的长处所在。李世民利用文臣为其谋划方略，利用武将为其负责实施，最后，运用自己所擅长的“武斗”手段，解决了太子建成。这个案例，就是长短之术的具体运用。

奇正之术

通俗来讲，堂堂正正谓之正，出其不意谓之奇，也就是说以力较力，用硬碰硬，这就是正；用谋较力，攻其不备，这就是奇。

康熙擒鳌拜，用的就是奇正之术。鳌拜是顺治帝留下的顾命大臣之一，想要独揽大权，排挤其他几位大臣，最后成了一个呼风唤雨的权臣。康熙早就了解，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权臣杀幼帝另立太子的故事。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在自己身上重演，夺回旁落的大权，康熙决定除掉鳌拜。

按照一般的路子，皇帝要废掉哪个大臣，一纸诏书即可办到；但是，鳌拜在朝廷上势力盘根错节，如果堂而皇之消去其权的话，很可能引起反扑。因此，只有出奇制胜。康熙先不动生色地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京城，逐步削弱他的势力；之后，康熙暗中动作，收人心植势力。一切准备就绪后，康熙八年五月，皇帝将善扑营官兵埋伏宫中，并下旨令鳌拜进宫议事。鳌拜进入皇宫，被康熙逮个正着。随后，康熙宣布鳌拜结党营私“以欺朕躬”，将其定罪。

康熙废鳌拜的故事，运用的就是奇正之术。首先，在鳌拜实力强大之时，无法以力对力，只得设谋抓之，这就是康熙的用“奇”；等到把鳌拜逮捕，康熙先是公布了鳌拜的罪过，又派议政王大臣审问鳌拜之罪，并依法剥夺鳌拜的权力，且从轻而处，将其圈禁起来。康熙刚柔并济、奇正互用，尺度、分寸把握极为到位。

进退之术

进退之术，讲的就是“得”和“失”。物极必反，盛极即衰，在发达时要懂得自抑、谦和，留有余力，退后一步以求稳妥，这才是真正的权术，是人生的大智慧。

张良是战国末期韩国人。《史记》记载，张良的祖父三世为相，其父二世为相，张良一家五世为相，为韩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韩国地处诸侯之间，加上国王昏庸无能，最后，韩国第一个被秦国所灭。张良身兼丧国之痛，舍家财而寻揽天下英雄，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事败后，流亡下邳，得到黄石公老人所传《太公兵法》。

张良参加秦末农民起义后，先辅佐刘邦攻破咸阳，再助刘邦打败项羽，一统天下，可以说，为刘邦称帝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当刘邦分封天下准备厚赏张良之时，张良拒绝了刘邦的好意，只接受了很少的封赏。之后，张良逐渐淡出政坛，很少过问政事。正因为张良早就参破了人生的得失，深知权力斗争的险恶，所以，他才能从“帝者师”退居“政治顾问”，并最后安享晚年，寿终正寝。

反观韩信，刘邦打天下，在军事上多亏韩信之力，而且，韩信垓下之战杀死项羽，为大汉立下不朽之功，赏无可赏。但是，韩信并没有看破人生的得失，对于权力过于执着，不知道退就是进，失就是得，反而一味求进，结果被吕后杀害。一代英才，死于妇人之手，可悲可叹。

韬晦之术

进退之术讲的是进和退，韬晦之术讲的则是“显”和“隐”。韬晦之术在时机不利的时候运用，是防御手段的一种。

司马懿和曹爽都是魏明帝托付遗孤的大臣。曹爽弄权，很快就把司马懿排挤出权力核心。但是，由于司马懿多年带兵，麾下能人才子众多，曹爽放心不下司马懿，所以，就派李胜去试探司马懿。当时，李胜正要出任并州刺史，于是借机到司马懿家辞行。司马懿装出身染重病的样子，气喘吁吁地说：“我年老体病，恐怕就要死了。你这次到并州任刺史，并州靠近胡地，要加强戒备。我死了，就把我的两个儿子托付给你了。”李胜说：“我是去荆州，而不是去并州。”司马懿假装听错了话，问：“你要去并州？”李胜又说：“是荆州。”李胜回去禀告曹爽说：“司马公只比死人多一口气，形神早已分离，不用担心了。”李胜不仅被司马懿上演的假戏欺骗，而且还真的误以为司马懿大病将死。曹爽因此放松了对他的戒备。司马懿暂时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曹爽则更加猖狂。不料，司马懿趁曹爽陪皇帝扫墓的机会，突然发动了政变，夺回了大权，将曹爽逮捕并最后杀害。

司马懿运用的正是韬晦之术，欺骗了曹爽，使其放松了警惕。

借力之术

力有不逮的时候，就需要向别人“借力”。在权谋斗争中，总会有敌、我、友三方，从朋友那里借得力量来发展壮大自己，或者借助别人之力打击对手，这都是借力之术应有之意。

清兴之时，努尔哈赤曾带数万精兵犯明，但三次遭到宁远守将袁崇焕的阻挡不得寸土，自己反而在战争中受伤。努尔哈赤壮志难酬，又加上伤势严重，不久之后就死了。皇太极继位以后的第二年，挥师南犯，结果又被袁崇焕打败。皇太极回去之后，秣马厉兵，苦苦准备数年，再次率兵攻打明朝。此次，他避开袁崇焕，从内蒙一线越过长城，绕道山海关后方，长驱而入，直扑北京。袁崇焕听说之后，急忙率部勤王，在京城广渠门外列好阵势，将奔袭而来的清军打败。皇太极要想夺取大明天下，就必须得除去袁崇焕。而袁崇焕在战场上很难打败。既然力取不行，只好智取。于是，皇太极定下借刀杀人之计，收买明朝宦官，让他们向崇祯告发，说袁崇焕让满兵入关，是自己想当皇帝。崇祯政治经验缺乏，听了宦官诬告之后勃然大怒，立即将袁崇焕下狱问罪。最后，决然地将袁崇焕斩首。皇太极打不过袁崇焕，但是，他借崇祯之刀除去袁崇焕。皇太极“借力”之术直接造成了明朝自毁梁柱，为清朝入关奠定了基础。

任势之术

“势”指的是形势、外在的条件等因素。“任势”，说得就是要积极主动地营造有利条件，善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努力发展自己，或者积极打击对手。有了“势”，就能够让自己的实力呈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没有势，则很可能出现力气大但反遭束缚的情况。

秦朝末年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和项羽胜负的关键之一，就在于二者一个善于力取，一个善于任势。

秦朝灭亡后，项羽携巨鹿之战的赫赫威名，自封为西楚霸王，分封19个王国，将刘邦赶到荒芜的巴蜀之地当汉王。项羽军事实力强大，但是为人刚愎自用，他焚阿房宫，杀害义帝，分封不公，失去了诸侯国的支持。虽然项羽军事力量强大，但是，在人心方面、力量支持方面却受到很大限制。反观刘邦，他为人外表宽和，而且善于团结人，善于争取民心。入关之初就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法。废掉秦王之后，又还军霸上，与百姓秋毫无犯。义帝死后，亲自为义帝发丧。争取了彭越和英布为后援，使他们能够在楚汉对阵时不断骚扰项羽。这样，刘邦虽然军事力量不如项羽，几次都被项羽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但是，他善于任势，能够巧妙创造有利于自己不利于项羽的条件，并且能够把握时机实现双方力量对比的转化。

□公众表达

请不要跌入“权谋陷阱”

权谋文化是一种需要被抛弃的糟粕而并非精华，至少不能用它来对待同事、上级和朋友，因为它鼓励的是一种破坏游戏规则、钻法律空子的意识，大大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
——安徽省合肥市移动分公司 安恒

有能力有个性的人，在权术的环境中往往得不到重用，这对于中国的创造力和创新力绝对不利。而那些会权术的人最后却占有权利和资源，而把这些资源最后也用于更大的权术上，这样循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慢慢的被蚕食掉。
——四川柔润制药有限公司 兰根深

热衷权谋破坏了我们今天社会中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其采用的是圈套＋陷阱、谎言＋骗局、阴谋＋暗算等卑劣手段，造成对党纪国法的戏弄，对规则的背叛，对诚信的亵渎，对同志的戒备，对公民意识的淡漠，致使人际关系庸俗化，阻碍公民社会的形成。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 周立

权谋的的特性是不限于规则，这就很容易陷入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对于规则的蔑视，最后发展到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所谓“手段”，结合实用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很容易衍变为“诡道”，最后，形成崇尚智巧，蔑视规则，不讲道德伦理的习气。
——湖南省长沙市按摩医院 钟俊好

比权术和权谋更恐怖的，是权力的不受限制。所以，我们要防的，首先是权力的滥用。其次，是权术的玩弄。
——媒体评论员 李淳

在一个高权谋人格的情境中（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要想洁身自好是难以做到的。如果主要领导及领导层中高权谋人格具有主导地位，围绕这一层次又会形成一个由高权谋人格组成的圈子及所谓的“追随者”，这样就会导致不团结，进而会导致组织或团体其他人员“找靠山”、拉关系。一些老实人则无所适从、束手无策，只能远离是非之地。在权谋盛行的地方，人们宝贵的心理资源被大量地白白浪费了——试想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们的生产性潜能能得到极大地发挥吗?
——豆瓣网网友 我是真的

信奉权谋文化的各级官员，更在乎低一级的官员是否“犯上”，而不在意他是否公正廉明，所谓“不怕官贪，就怕官反”。这样，从上到下的个人和利益集团，陷于一种互相制约、内耗、低水平的“权谋陷阱”之中。
——湖南师范大学 严诺一

哪怕是最最不喜欢甚至痛恨绕弯子玩权术的人，也不得不痛苦地学着绕弯子玩权术。这是很多中国人觉得活得累的主要原因——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心理上的累，不是搞科研动脑筋的累，而是搞关系玩权术的累。
——江苏省昆山市通发印务有限公司 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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