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佳
贪污问题在中国,由来以久,特别是最近爆出的很多贪官,越贪越提拔,让老百姓愤怒不已。于是人们将这种越贪越提拔的情况定性为群体性腐败,也就是说,当官的上下沆瀣一气良心都坏了。更有人认为,这种有伤的提拔是强奸民意的体现。但事实上,越贪污越提拔,不仅在当前的中国合情合理,更反映了老百姓真实的期待。
前不久,小侄子和我讲了件趣事,让我感慨许久,小侄子在外地上大学,宿舍正对着闹市,几个小孩整晚无法入睡,于是就想换个房间,一群学生从辅导员一直找到学校的党委书记。什么校医院,教务处,后勤处,系主任,院长全都跑遍了。证明开了6-7个,得到的答复大意是,“换宿舍的事虽小,但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和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局,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很复杂很复杂。所以需要系领导,院领导,校领导,各方面领导全面研究后,才能决定。”然后就是无限期的漫长等待。几个小孩多方打听后,听说一位副书记为人很“仗义”于是,几个小孩就凑了千把块钱,拿上点东西去副书记家“烟酒”了一下。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办成了。后来侄子的学校票选先进教师,这位收礼的副书记高票当选。我听后,想都没想开口讲到“这是假票选,这样的老师也能当先进?”侄子立刻反驳,说这是“真民意”,因为这位副书记拿钱就办事,不玩虚的,说话讲信用为人仗义,全校同学都知道,同学们都喜欢他。
这是件让人尴尬的事情,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中国,贪官人人都在骂,但事实上,却是人人都喜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找有关部门办事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们能有幸遇到一位贪官。我们并不期待着为我们办事的官员,多么两袖清风,我们最期待的是他能拿钱办事,讲点“义气”。而“讲原则”在很多时候,是老百姓最怕的。
当你想生小孩的时候,有关部门一讲原则准生证办不下来,只需要让你开几个“证明材料”,就能罚你在出生地与居住地之间跑几个来回。
当你想调工作的时候,有关部门一讲原则档案拿不到手。为了办档案,搞得某编译局漂亮的女博士后向自己的“局长导师”献出色相,可最终还是没有调动工作成功。
当你想办个护照的时候,有关部门一讲原则,一个小伙在北京与河北之间跑了6趟共三千公里的路,耗费几个月才把护照拿到手。
讲原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大量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而老百姓事事都要向政府部门报批,就算没有以权谋私和故意刁难。同样也意味着低效率和慢速度,也必然造成人不能尽其才而物不能尽其利。
于是贪官的价值就得到了体现,贪官就如同润滑油,在僵化的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让生锈的机器重新运转起来。
当老百姓面对制度阻碍束手无策的时候,贪官出现了。老百姓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社会恢复了活力,每个人正常的走在自己的事业轨道上,人尽其材。
当很多资源在政府手中沉淀,无法发挥效用的时候,贪官出现了,他们通过化公为私的办法,将很多资源从“公家”手中转移了出去,虽然造成了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但却让这些在政府手中无法发挥效益的资源流向了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物尽其用。
贪官现象在中国的蔓延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维持高效运转的客观要求。没有贪官的存在,当前的中国无法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甚至可以说,没有贪官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80年代,村官都讲原则,“盲流”不能进城,哪今天的农民工就不可能存在,中国的制造业也就无从发展。如果当年外贸部门都讲“原则”,外贸活动只能由外贸公司垄断,对广东的走私不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而是从一开始就严厉禁止的话,就不会有深圳90年代的走私浪潮,哪今天深圳的大小老板不知要去哪淘第一桶金,所谓“深圳奇迹”恐怕也就是从小渔村变成了大渔村而已。
贪官是制度的产物,也是社会的客观需要。当制度束缚生产的时候,就需要贪官来加以润滑。因此当我们指责贪官化公为私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些“公产”是否应该存留在政府手中?当我们指责贪官为他人私行方便,弱化应有的“审批”及“手续”时,我们是否想过这些被弱化的“审批”与“手续”是否设计合理?
贪官不只是因贪婪而存在,也不会只因打击而消失。贪官的存在是因为有客观需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有太多的事情正门走不通,才不得不去找贪官“走后门”,贪官于是越来越多;想控制贪污的蔓延,就必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破除体制对人们不合理的束缚,当人们办事不用再走后门时,人们自然也就不再需要贪官,到那时贪官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2015年2月16日
贪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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