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7日

一个官员的隐忧

中国周刊记者 刘磊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刘耘在正厅级的位置上,选择了辞职。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再见。

◆意气风发
按照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职业。1980年10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
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刘耘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23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举了个例子。1984年到1986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硕士。毕业后,刘耘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刘耘要了回去。
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1987年,他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
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
意气风发的刘耘有着远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搞不好团结”
1993年,35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
到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前任县委书记不愿离开原来的岗位,虽然被调到省里的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却仍然暂时兼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给刘耘的说法是,你不熟悉情况,过渡一两个月,他就走。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
一老板赌博被抓,按规定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称拘留这位老板会影响企业发展。公安局颇感为难,向刘耘请示。刘耘答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可让这位老板在拘留期间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
在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任期内,类似这样被告状的事情,刘耘经历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刘耘离开长沙县,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被告状的经历并没有从此画上句号。区政府有两辆进口轿车,一辆是区委书记坐的,一辆是区长坐的。有群众不断向纪委反映,最后告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层层转下来,到了长沙市纪委。市纪委要求刘耘做出处理,刘耘便把车封存了。
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到长沙考察时,长沙市委还将这件事情作为亮点作了汇报。
可这“亮点”成了刘耘仕途的“污点”。不久后,上级以不团结的名义,将刘耘的工作调整了,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干部选拔的惯例,外经委主任这样的领导基本上意味着与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无缘。
后来,刘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朋友回复说,他们说你搞不好团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刘耘事后分析,“封存车子”一是得罪了区长,他没法继续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
而“搞不好团结”,除了“封存车子”还有“不收钱”。
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中国不一定是这样。
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1997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还有一些影响仕途的因素则是更为隐晦的。曾任浏阳市委书记的欧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在任时,“口袋里装着大学毕业生名单,使用一个划掉一个”,一时浏阳人才汇集,事业兴旺。但欧代明个性突出,“领导不好驾驭”,后来“被打发到省直部门担任偏将去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陷阱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最初,组织上的意思是,“先过渡一下,解决级别,然后就到市里面当副市长”。刘耘到了学校,两个月后就下定决心不去当副市长了。
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经不甘于做老师的刘耘现在发现,自己“也比较喜欢教育工作”。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五十岁之后,刘耘意识到,不必对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在决定辞职时,已经没有留恋了。
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年底开通微博后,他频繁就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发声。198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务院,写文章谈论政改,提出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
法治的社会是刘耘的理想。他曾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哈耶克谈论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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