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我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麽?
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
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无数的太监,无数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
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
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
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麽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
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麽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
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 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
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麽会变成如此熊样?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
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始皇时代,着於“自成一家”,不肯统一的文人,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
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2014年4月24日
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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