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7日

中国人的十大奴性

文载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论中国人的丑陋致柏杨


柏杨先生:

为什么中国人能忍受暴君暴官的统治?就因为中国人奴性十足。鲁迅在他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剖析,何等深刻!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只知道做奴隶。因为“酱缸文化”告诉他:江山属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人民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中国人的希望,也就是在“太平盛世”做奴隶,甘心纳粮服役。因为这样的机会,都并非容易得到,所以一旦得到,自然是拱手相庆,感谢上苍,保证做顺民到底。

中国人的奴性有十大表现:

一、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那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种“万岁癖”更有恶性发展。新皇帝尚未进京,已经遍地呼“万岁”了。当他进入中南海,登上天安门时,万岁声响彻云霄,达于沸腾,喊得热泪满面。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年当日,站在天安门广场,远眺龙颜,激动得泪如泉涌,喊“万岁”喊哑了喉咙。此后是年年喊,最后是天天喊,似乎不喊太阳就不会升起,地球就不会转动。

二、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对于当代皇帝,更是如此。明明知道他是个普通人,曾在北京工作,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是,一旦他进入中南海,就把他奉若神明,开始崇拜他、迷信他,把一切交给他,包括肉体和灵魂。家家把灶君撕下来,贴上他的“标准像”。最后在灾难中还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三、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人都是忍!忍!忍!对于当代皇帝,“忍“字哲学更是空前盛行,谁不懂得忍,谁就不识时务。对于“改造”,忍!对于“帽子”,忍!对于饥寒,忍!对于一切天灾、人祸,乃至十年浩劫,同样是忍!能忍者自安──传统的人生哲学,无师自通!

四、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关于这一点,鲁迅早已谈得十分深刻而生动。他说,既然猴子可以变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想变人呢?并非都不想变人,也有少数猴子想变人,牠们曾经两条腿站起来,学人走路,并且说牠们想做人。然而牠们的同类不允许,说牠违背了猴子的本性,把牠们咬死了!中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的许多“反革命”“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

五、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君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贼”骂“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发展。一旦运动到来,人们明明知道是制造灾难,但却不敢反对、不敢反抗,恰恰相反,还要为此而歌颂“伟大领袖”英明伟大,并且积极参加,和“敌人”坚决斗争。可是这“敌人”是必须从自己人当中抓出来的。抓谁?谁愿意被抓?谁愿意遭难?没人愿意。但这是“最高指示”,必须照办!于是便揭发、检举、批判、争斗,你揭我,我检你,你批我,我斗你,愈演愈烈,最后按“最高指示”的要求,抓出几个倒霉鬼来,或送公安局,或送“学习班”,或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这样,一场运动才算过去。下次运动,仍然是这个程序,仍然是这样制造“敌人”。永远同类相残、相残同类,胜利者永远是暴君暴官。

六、中国人崇尚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在大陆有两条解释: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绝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诚然,他们不陷害无辜,但也绝不反抗邪恶,他们只求苟安、苟活。为了苟安,墙倒众人推时,他们跟着推;破鼓万人捶时,他们跟着捶。这就是所谓的明哲。我有一位老同学来到香港以后,还对我说:“如果五十七年我们在一起,我也会批判你。”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明哲。您说:“暴君暴官最喜欢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不错,因为就这就是奴性。

七、中国人靠希望过日子。因为中国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君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君暴官,希望暴君变成“明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温饱。这同样是中国人的传统。历代帝王无不利用这个传统,推行愚民政策。当代帝王更是如此,他给人民以无限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一九四九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听过哲学家孙定国演讲,他说:“什么是共产主义?那就是喝牛奶、吃面包!”当时我们的伙食是玉米窝头、白菜汤。喝牛奶、吃面包,该是多么美好的希望啊!但是十年过去,不仅没喝上牛奶、吃上面包,连当年的玉米窝头和白菜汤也都限量而不管饱了!然而这时依然抱着希望,希望有一天窝头不限量,白菜汤管够喝。可是这个希望也没实现,而是灾难连绵,越来越糟,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人遭难,终于彻底失望而自杀。但这也不会影响活着的大多数人,使他们放弃“希望哲学”,大多数人仍然是抱着希望过日子。因为他们不知道反抗,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智慧、有力量的独立的人。

八、中国人的确有神经质的恐惧症。这一点您提得完全正确,这同样是遗传性的,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一旦大祸临头,不但自己掉头,还会满门抄斩。这种神经质的恐惧症,到二十世纪中期之后,更加严重,达到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一位朋友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中右”,这只是一种警告,表示已经到“右派”的边缘,但并未戴“帽子”。可是这位朋友从此精神恍惚,一听有“中央文件”下达,便坐立不安。到文化大革命,一听到“十六条”,第二天就入院了,医生的诊断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正是您所说的神经质恐惧。这种病的患者,至今数不胜数。不久前一位老朋友由大陆来港探亲,还正颜厉色地警告我:“老兄,写东西不要太自由了,一九九七年很快就到了!”

九、中国人喜欢框框。这同样是自古传来,您谈到东汉的知识分子写文章讲究“师承”,必须按照老师指定的范围写,否则就是违反法条:这是古代的框框。当代的框框,大大超越了古代,不单是写文章、讲话、教书,要遵照框框,就是婚丧嫁娶,以及拍拖恋爱,都不可以超出框框。这个框框是什么?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这框框是无形的,但是绝不可超出!多少作家、文人、学者,由于超出框框而身陷囹圄,乃至丧命!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喜欢框框呢?因为喜欢它,就不会超越它,这样就安全得多。所以许多人习惯成自然,真的爱上了框框!不仅自己不超越,也不准别人超越。

十、中国人是变色龙。杰出的俄国作家契可夫,有一篇名作,就叫〈变色龙〉。他嘲笑俄国人的变色龙性格。其实中国人的变色龙性格,不亚于俄国人。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欢的,所以三十多年来,大陆的变色龙越来越多,其性格也越来越升级,变色之快,令人慨叹!曹操──历来认为白脸,但伟大领袖一说:“不是白脸,这是冤案!”立刻就有人给曹操翻案;秦始皇──历来认为是暴君,但伟大领袖一说:“劝君少骂秦始皇!”于是有人给秦始皇画一张笑脸仁君的肖像。伟大领袖说,林彪是副统帅。于是齐声祝他:“永远健康”;后来他摔死在温都尔汗,便立刻齐声高呼:“打倒林贼!”更有趣者,某某前天是书记,见面顶礼膜拜;昨天他成了“走资派”,批斗会上拳击加脚踹;今天他复职了,急忙给他红花戴。谁见过变色如此之快的变色龙?

柏杨先生,以上所谈,仅仅是个人所看到、所感到的,远非全部。但您总能看出一个大概吧?

多少年来,每谈到中国人的丑陋,就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不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是我们的“酱缸文化”造成的,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假如不是“酱缸文化”造成中国人丑陋,帝国主义岂敢侵略?

正是“酱缸文化”造成暴君暴官,教他们无法无天;又造就了黎民百姓,教他们奴性十足。两者共同制造灾难,也共同在灾难之中,表演丑态。三十年来是一场大表演、大暴露!

怎么办?这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您说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我同意。可是我们从来不自省,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是何等丑陋。

近年来,大陆的大门逐渐敞开,许多人来到海外,尤其是大批青年到海外去求学,看一看洞外世界,对比自己,或许能发现自己丑陋,而决心改正。这似乎算是一点希望。──但这是否又在靠希望过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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