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定式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心理习惯。由于这些心理习惯融合于传统文化之中,所以对于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要改变十分困难。这十个心理定式是:旁观心理,过客心理,官位心理,狗苟心理,从众心理,例外心理,奴性心理,势利心理,美言心理,怀旧心理。
有的将这些心理定式贴上“劣根”标签,虽然有几分道理,还却并不准确。这些心理定式在一定程度之上也是生存智慧的体现,至少也是经验总结,也就是历史环境塑造而成,在过去那个年代是合理存在。将这些心理定式一概斥之为劣根,实际上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古人。即使在今天,这些心理定式也未必一无是处,能够在人们日常行为体现出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
一、旁观心理。
国人大都是“看戏的不怕台高”。世上许多事,不论事好事坏,好像与自已没有多大关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观,像看戏一样。如果事情好了,自己自然要有一份;如果事情不好了,自己不过是个旁观者,最多是换个地方过活就是了。因此,在中国,看热闹的多,真正能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少。就算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也往往得不到帮助。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不过是来看戏的,是旁观者,戏中人的悲欢离合与看戏的又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一个旁观者一定要去关心戏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戏入戏了,倒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是看热闹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来干预剧情的发展,最后不仅深陷剧情中不能自拔,还会被看戏的人们所笑。这种心理,说明国人还是分得清什么是虚构、什么是现实的,如果戏里戏外不分,反倒是心理有些问题。
二、过客心理。
国人到一个地方,仿佛都没有打算长久住下去,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往往就不关心所居住地方的兴衰。既然不是自己打算长期住下去的地方,便也无须为这个地方作什么贡献,要做的只是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赶紧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许多不可思议的吃子孙饭的事情也便见惯不怪。其实这也好理解,虽然吃的是子孙饭,但既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别人的子孙饭,不干我的子孙饭事。有个人说过,“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是啊,那时我的子孙早已不在这里生活,这里洪水滔天有什么关系。现在许多当官的,一当官就拼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为什么那么狠呢?因为他的子孙是不会在这里长住的。他们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国外留学,到时候凭着刮的地皮钱,自然是地球哪个地方好过就到哪里,在一个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厉害有什么关系?过客心理的对立面是,浓厚的家乡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形成了强烈的落叶归根的心理,在他乡当过客,在家乡则是主人。
三、官位心理。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官位主宰了国民的一切,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国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马首是瞻的心理。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到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认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员,哪怕是不入流的楼道长呢,也常常能断是非。当然,官员的话其“正确”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长面前,处长的话就是真理。在处长面前,厅长的话就是真理。但厅长的话再正确,遇到了省部长,厅长的话也只能算是放个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省长的秘书,他的级别肯定低于副省长吧,但他的话常常又比副省长正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是他自己,而是代表了省长。官位心理体现了国人强烈的服从意识,但也隐藏着盲从意识,前者是管理的需要,后者则是追求公平正义应该坚持反对的。在现代,应该是服理不服官,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
四、狗苟心理。
狗的生命力何其强,强到一般人打不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狗以活着为最高目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只要能活着,狗们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质量,只要活着就行。有人将这种人生态度与狗相提并论,实在有些偏颇。狗有一个最大嗜好,那就是吃屎。有的人说,屎虽然臭,却能让狗活着,一些人就像狗一样活着,虽然实在低贱,实在不值,但这些人却认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人们把很多没有质量的活着不屑一顾地的人贬斥为“蝇营狗苟”。尽管如此,一些国人却是很熟练地掌握着狗苟的技巧,一有机会,就狗苟起来。比如说,要职场当中,许多人很是压抑,屡受上司欺压,遭受小心暗算,但却能忍气吞声,默默地熬着。这些年,经常有人跳楼自杀的新闻,说是心理压抑所致。有的人认为,这些人应该选择反抗,与压迫者斗争到底,这才是活得有尊严。其实,生活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有的人选择隐忍为上,确实是为了活着,确实在旁人眼里活得窝囊,但是他们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人,是不能把他们与狗相提并论的。他们隐忍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对家人负责的精神在支撑。我们应该谴责压迫者,而不应该指责被压迫者。
五、从众心理。
国人很聪明,老想着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头,等别人造出规模来,跟着别人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走在前面总是有风险的。不是“枪打出头鸟”嘛,不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吗?为了不被枪打,不先烂掉,便都争着做缩头乌龟。对于出头的人他们有两种态度。如果出头失败了,被抓起来了,甚至要砍头了,这缩头乌龟们便得意起来:你看,我说吧,没有好结果吧?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得到砍头的时候,还可以去瞧瞧热闹,不仅得到了一场免费的娱乐,还多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要是出头的成功了,这缩头乌龟又会争着去表忠心了,并准备好了斥责别人当缩头乌龟的说词,以此表明自己其实也具有出头的勇气与智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争着献媚,自己去献一献大约也不会错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大家都错,我错了也不吃亏。要是我不从众,要是大家都对了,我一个错了,岂不是亏大了。仿佛这错与对,因为人数的多寡,倒显得错与对也不是原来的错与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往往一个领导人错了,会让全国人都跟着错,从而造成民族的灾难的缘故。国家的治理,有时候还真得照顾这种从众心理。不是说法不责众吗?从众心理在很大程度是盲从,实在是要不得。但是,在自己搞不明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盲从也许并不是最差的选择。小孩往往是在盲从中学习生活知识的,这点不应否认。
六、例外心理。
在国人心目中,所谓法律呀、道德呀、规矩呀,仿佛都是为别人设定的,自己总是一个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己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坏事,自己又可以逃避惩罚。为了证明例外的合理性,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国人总会找出种种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未免牵强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这些国人坦然地享受着这些例外。刘邦只不过是一个无赖,一旦夺得天下,便要寻找自己理当作皇帝的理由。因为皇帝与普通人总是不一样的。过去刑不上大夫,作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处。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来终于发现,刘邦乃上天之子,是斩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刘邦这天下便坐得安稳。在一般国人心中,对这种例外似乎也很认可。承认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给自己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虽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开开后门总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着,便可来个其罪当诛,其情可免了。在这种心理下,例外便渗透在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管什么规矩、法律、道德,总会有人在约束之外。再大的罪,总也可以法外开恩。不存在开不开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够例外的资格与关系。例外心理实际上缘于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家里自然是亲人好说话,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国家都是自己家的,那么国家的法律、制度、规矩也是可以商量的。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并没有那个皇帝如此做,除非王子要夺他的权。即使到了现在,在家庭里面,例外也时时存在的,所谓溺爱就是如此。
七、奴性心理。
国人有一种做奴隶的惯性心理。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因此,一旦取得了一点地位,见到自认为比自己低等的人,他总会不由得摆出一幅主子的姿态,仿佛别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赏赐。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认为高贵的人们,他的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当然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这张脸对人的记忆,更多地是依靠脑子对地位的判断,对主子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个主子,一旦他从台上到了台下,那笑脸便也会陡然减少至没有。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中国有句成语叫杀鸡儆猴。中国历史上,许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无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们的奴性心理便习惯成自然了。虽然奴性心理有着其历史原因,但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国人的奴性心理越来越少,90后动不动炒老板的鱿鱼就是一个证明。
八、势利心理。
国人从来就是“打得赢的是哥哥”。看一个人是高是低,与他的品德没有什么关系。品德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至多只是胜利者的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的褒贬的。正因为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对一个人过早下结论便很难。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下结论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会有个结果。所以要盖棺定论。也就是说,即使死掉,棺材还没盖盖,就还不能下结论,他就有还要死灰复燃的可能。既然结果如何决定了世人的评价,为了打得赢,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谁最流氓、谁最无耻,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虽然赢得不光彩,但只要赢了,世人便不会过多地责备他,并且还心甘情愿给他当奴隶。因为他是胜利者。那些有些仁义之心的人,不仅其仁义之心会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还要被世人嘲笑这种仁义为妇人之仁。大约,一个男人像妇人一样仁义,便是最没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对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后才兵败致死。项羽本来也可以挟持刘邦的父亲而制他,哪知道刘邦一点都不心疼,最后说二人既然结义,我父即是你父,让项羽真地动了心,不敢把刘邦的老头子怎么样,对刘邦也有些无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仅治得对手一楞一楞的,在历史上还要留下善于“将将”的美名来。势利心理大概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翻版,应该说,低头总比被雨淋湿为好,多少具有趋利避害权宜选择的性质。
九、美言心理。
古人言,“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在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人在从猿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要讲话,是因为心里要表达自已的意思。但中国人进化得太快,说话就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还要表达别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机器,只为博得对方的好感。表达自已的意思得说实话,国人这种功能已逐渐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说,有时甚至一个人生下来,就可以不说一句实话的也有。而说好话,倒是随处可见。这些话,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提炼,已是约定俗成,系统成套,已完全偏离了这些语言原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鸡要叫,晚上来人狗要吠一样,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语言系统的功能。不谙中国文化的人要是对这些话认起真来,肯定会贻笑大方的。其实,人人都喜欢吉祥、平安、幸福、美满,让别人高兴也没有什么不好,美言心理算不上劣性。有人喜欢美言,他人就说美言,有利无害,有什么不好呢。
十、怀旧心理。
怀旧就是想念过去。有的将这种心理斥之为劣根,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其理由是,如果怀旧仅仅只是限于对老朋友、老同学的情感,倒也充满温馨,但是国人的怀旧往往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对一切新的东西的排斥,进而阻碍新生事物。有的还认为,由于怀旧势力的存在,新的东西要出来,总会面临着无情的打压。于是,在中国,改革便往往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改革者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商鞅是被车裂了的,谭嗣同是被砍了头的,王安石生在不杀大臣的宋朝,没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终也被免了官。正因为如此,以致使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古老中国显得苍老而步履蹒跚,难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缺乏一种旺盛的生机与活力。这些认识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逻辑。人们怀旧,并不是怀念过去的不好,而是怀念过去的美好。怀旧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现实某些方面不那么好,让它回到美好的程度也是一种进步。比如现在,人们怀念风清气正的时候,热烈支持反腐肃贪,就是如此。其实,商鞅被裂、谭嗣同被砍、王安石被免,并不是怀旧的错,而且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现实当中的反腐也是如此,由于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斗争也很是激烈,这与怀旧没有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改革应该给社会、给民众带去更多的实惠,只要认民众认识到这一点,多大的改革就会得到民众支持,怕就怕改革者一厢情愿,代替民众作出选择。
来源:网络
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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