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十个心理定式

心理定式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心理习惯。由于这些心理习惯融合于传统文化之中，所以对于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要改变十分困难。这十个心理定式是：旁观心理，过客心理，官位心理，狗苟心理，从众心理，例外心理，奴性心理，势利心理，美言心理，怀旧心理。

有的将这些心理定式贴上“劣根”标签，虽然有几分道理，还却并不准确。这些心理定式在一定程度之上也是生存智慧的体现，至少也是经验总结，也就是历史环境塑造而成，在过去那个年代是合理存在。将这些心理定式一概斥之为劣根，实际上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古人。即使在今天，这些心理定式也未必一无是处，能够在人们日常行为体现出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

一、旁观心理。

国人大都是“看戏的不怕台高”。世上许多事，不论事好事坏，好像与自已没有多大关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观，像看戏一样。如果事情好了，自己自然要有一份；如果事情不好了，自己不过是个旁观者，最多是换个地方过活就是了。因此，在中国，看热闹的多，真正能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少。就算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也往往得不到帮助。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不过是来看戏的，是旁观者，戏中人的悲欢离合与看戏的又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一个旁观者一定要去关心戏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戏入戏了，倒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是看热闹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来干预剧情的发展，最后不仅深陷剧情中不能自拔，还会被看戏的人们所笑。这种心理，说明国人还是分得清什么是虚构、什么是现实的，如果戏里戏外不分，反倒是心理有些问题。

二、过客心理。

国人到一个地方，仿佛都没有打算长久住下去，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往往就不关心所居住地方的兴衰。既然不是自己打算长期住下去的地方，便也无须为这个地方作什么贡献，要做的只是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赶紧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许多不可思议的吃子孙饭的事情也便见惯不怪。其实这也好理解，虽然吃的是子孙饭，但既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别人的子孙饭，不干我的子孙饭事。有个人说过，“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是啊，那时我的子孙早已不在这里生活，这里洪水滔天有什么关系。现在许多当官的，一当官就拼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为什么那么狠呢？因为他的子孙是不会在这里长住的。他们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国外留学，到时候凭着刮的地皮钱，自然是地球哪个地方好过就到哪里，在一个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厉害有什么关系？过客心理的对立面是，浓厚的家乡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形成了强烈的落叶归根的心理，在他乡当过客，在家乡则是主人。

三、官位心理。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官位主宰了国民的一切，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国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马首是瞻的心理。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到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认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员，哪怕是不入流的楼道长呢，也常常能断是非。当然，官员的话其“正确”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长面前，处长的话就是真理。在处长面前，厅长的话就是真理。但厅长的话再正确，遇到了省部长，厅长的话也只能算是放个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省长的秘书，他的级别肯定低于副省长吧，但他的话常常又比副省长正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是他自己，而是代表了省长。官位心理体现了国人强烈的服从意识，但也隐藏着盲从意识，前者是管理的需要，后者则是追求公平正义应该坚持反对的。在现代，应该是服理不服官，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

四、狗苟心理。

狗的生命力何其强，强到一般人打不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狗以活着为最高目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只要能活着，狗们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质量，只要活着就行。有人将这种人生态度与狗相提并论，实在有些偏颇。狗有一个最大嗜好，那就是吃屎。有的人说，屎虽然臭，却能让狗活着，一些人就像狗一样活着，虽然实在低贱，实在不值，但这些人却认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人们把很多没有质量的活着不屑一顾地的人贬斥为“蝇营狗苟”。尽管如此，一些国人却是很熟练地掌握着狗苟的技巧，一有机会，就狗苟起来。比如说，要职场当中，许多人很是压抑，屡受上司欺压，遭受小心暗算，但却能忍气吞声，默默地熬着。这些年，经常有人跳楼自杀的新闻，说是心理压抑所致。有的人认为，这些人应该选择反抗，与压迫者斗争到底，这才是活得有尊严。其实，生活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有的人选择隐忍为上，确实是为了活着，确实在旁人眼里活得窝囊，但是他们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人，是不能把他们与狗相提并论的。他们隐忍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对家人负责的精神在支撑。我们应该谴责压迫者，而不应该指责被压迫者。

五、从众心理。

国人很聪明，老想着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头，等别人造出规模来，跟着别人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走在前面总是有风险的。不是“枪打出头鸟”嘛，不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吗？为了不被枪打，不先烂掉，便都争着做缩头乌龟。对于出头的人他们有两种态度。如果出头失败了，被抓起来了，甚至要砍头了，这缩头乌龟们便得意起来：你看，我说吧，没有好结果吧？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得到砍头的时候，还可以去瞧瞧热闹，不仅得到了一场免费的娱乐，还多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要是出头的成功了，这缩头乌龟又会争着去表忠心了，并准备好了斥责别人当缩头乌龟的说词，以此表明自己其实也具有出头的勇气与智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争着献媚，自己去献一献大约也不会错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大家都错，我错了也不吃亏。要是我不从众，要是大家都对了，我一个错了，岂不是亏大了。仿佛这错与对，因为人数的多寡，倒显得错与对也不是原来的错与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往往一个领导人错了，会让全国人都跟着错，从而造成民族的灾难的缘故。国家的治理，有时候还真得照顾这种从众心理。不是说法不责众吗？从众心理在很大程度是盲从，实在是要不得。但是，在自己搞不明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盲从也许并不是最差的选择。小孩往往是在盲从中学习生活知识的，这点不应否认。

六、例外心理。

在国人心目中，所谓法律呀、道德呀、规矩呀，仿佛都是为别人设定的，自己总是一个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己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坏事，自己又可以逃避惩罚。为了证明例外的合理性，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国人总会找出种种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未免牵强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这些国人坦然地享受着这些例外。刘邦只不过是一个无赖，一旦夺得天下，便要寻找自己理当作皇帝的理由。因为皇帝与普通人总是不一样的。过去刑不上大夫，作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处。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来终于发现，刘邦乃上天之子，是斩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刘邦这天下便坐得安稳。在一般国人心中，对这种例外似乎也很认可。承认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给自己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虽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开开后门总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着，便可来个其罪当诛，其情可免了。在这种心理下，例外便渗透在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管什么规矩、法律、道德，总会有人在约束之外。再大的罪，总也可以法外开恩。不存在开不开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够例外的资格与关系。例外心理实际上缘于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家里自然是亲人好说话，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国家都是自己家的，那么国家的法律、制度、规矩也是可以商量的。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并没有那个皇帝如此做，除非王子要夺他的权。即使到了现在，在家庭里面，例外也时时存在的，所谓溺爱就是如此。

七、奴性心理。

国人有一种做奴隶的惯性心理。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因此，一旦取得了一点地位，见到自认为比自己低等的人，他总会不由得摆出一幅主子的姿态，仿佛别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赏赐。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认为高贵的人们，他的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当然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这张脸对人的记忆，更多地是依靠脑子对地位的判断，对主子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个主子，一旦他从台上到了台下，那笑脸便也会陡然减少至没有。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中国有句成语叫杀鸡儆猴。中国历史上，许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无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们的奴性心理便习惯成自然了。虽然奴性心理有着其历史原因，但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国人的奴性心理越来越少，90后动不动炒老板的鱿鱼就是一个证明。

八、势利心理。

国人从来就是“打得赢的是哥哥”。看一个人是高是低，与他的品德没有什么关系。品德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至多只是胜利者的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的褒贬的。正因为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对一个人过早下结论便很难。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下结论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会有个结果。所以要盖棺定论。也就是说，即使死掉，棺材还没盖盖，就还不能下结论，他就有还要死灰复燃的可能。既然结果如何决定了世人的评价，为了打得赢，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谁最流氓、谁最无耻，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虽然赢得不光彩，但只要赢了，世人便不会过多地责备他，并且还心甘情愿给他当奴隶。因为他是胜利者。那些有些仁义之心的人，不仅其仁义之心会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还要被世人嘲笑这种仁义为妇人之仁。大约，一个男人像妇人一样仁义，便是最没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对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后才兵败致死。项羽本来也可以挟持刘邦的父亲而制他，哪知道刘邦一点都不心疼，最后说二人既然结义，我父即是你父，让项羽真地动了心，不敢把刘邦的老头子怎么样，对刘邦也有些无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仅治得对手一楞一楞的，在历史上还要留下善于“将将”的美名来。势利心理大概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翻版，应该说，低头总比被雨淋湿为好，多少具有趋利避害权宜选择的性质。

九、美言心理。

古人言，“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在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人在从猿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要讲话，是因为心里要表达自已的意思。但中国人进化得太快，说话就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还要表达别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机器，只为博得对方的好感。表达自已的意思得说实话，国人这种功能已逐渐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说，有时甚至一个人生下来，就可以不说一句实话的也有。而说好话，倒是随处可见。这些话，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提炼，已是约定俗成，系统成套，已完全偏离了这些语言原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鸡要叫，晚上来人狗要吠一样，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语言系统的功能。不谙中国文化的人要是对这些话认起真来，肯定会贻笑大方的。其实，人人都喜欢吉祥、平安、幸福、美满，让别人高兴也没有什么不好，美言心理算不上劣性。有人喜欢美言，他人就说美言，有利无害，有什么不好呢。

十、怀旧心理。

怀旧就是想念过去。有的将这种心理斥之为劣根，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其理由是，如果怀旧仅仅只是限于对老朋友、老同学的情感，倒也充满温馨，但是国人的怀旧往往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对一切新的东西的排斥，进而阻碍新生事物。有的还认为，由于怀旧势力的存在，新的东西要出来，总会面临着无情的打压。于是，在中国，改革便往往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改革者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商鞅是被车裂了的，谭嗣同是被砍了头的，王安石生在不杀大臣的宋朝，没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终也被免了官。正因为如此，以致使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古老中国显得苍老而步履蹒跚，难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缺乏一种旺盛的生机与活力。这些认识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逻辑。人们怀旧，并不是怀念过去的不好，而是怀念过去的美好。怀旧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现实某些方面不那么好，让它回到美好的程度也是一种进步。比如现在，人们怀念风清气正的时候，热烈支持反腐肃贪，就是如此。其实，商鞅被裂、谭嗣同被砍、王安石被免，并不是怀旧的错，而且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现实当中的反腐也是如此，由于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斗争也很是激烈，这与怀旧没有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改革应该给社会、给民众带去更多的实惠，只要认民众认识到这一点，多大的改革就会得到民众支持，怕就怕改革者一厢情愿，代替民众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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